“中小學國家課程教材編寫核準”為何被取消

    近日，國務院公布了第六批取消和調整的行政審批項目，其中包含取消“中小學國家課程教材編寫核準”，僅僅簡單一句話，在網上網下立刻引起了強烈關注。

　　一本教材，至少影響著幾十萬名孩子，近年，對中小學教材編寫的詬病和爭議一直未停，關于“放開”還是回歸“統編”的論戰(zhàn)也甚囂塵上，而此次取消教育部對中小學國家課程教材編寫核準，在不少教育界人士看來，似乎是一個“信號彈”，教材的壟斷有可能進一步被打破。

　　然而，教材編寫真的從此放開了么？那么今后編寫、審查、選擇教材由誰說了算？教材的質量標準又由誰來掌控？“取消”的背后似乎出現了更大的謎團。

　　學者說“選擇教材行政官員說了算”

　　“長久以來，中小學教材的核準與審定都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來進行，而選擇教材，在很多地方，也是由行政官員說了算，被認為是政府的職權，教材成了類似‘行政文件’的東西，所以造成了和教育實踐的脫節(jié)，教材內容有時并不符合學生學習和老師教學的需要。”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，“這項調整的意義在于：把本應由專業(yè)組織把握的專業(yè)事務去行政化，讓教育回歸教育。”

　　“一綱一本”改為“一標多本”

　　在儲朝暉看來，這算是“一個進步”，而“放開”是教材改革的大方向。實際上，這個舉措并不是從現在開始的，早在2001年，我國啟動第八次課程改革開始，便逐步打破了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壟斷教材編寫出版的“一綱一本”模式，改為“一標多本”。即在統一教育大綱、統一課程標準之下，放開多家出版機構，參與教材編寫和出版發(fā)行，該模式被認為是教材市場化改革的重要一步。

　　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，教材編寫實行立項核準制，即教材編寫者必須事先向教育部申請立項，經核準后方可編寫教材。據不完全統計，新課改以來，經教育部核準、審定通過的義務教育教材共21個學科207種、普通高中16個學科共68種。而此次取消該核準，從某種程度上是教育部下定決心進一步貫徹“一標多本”的體現。

    取消核準　讓教材脫離“行政”

　　儲朝暉告訴記者，即使目前實行“一標多本”，但實際上教材的編寫依然無法擺脫行政色彩，由出版社或者專家編寫的教材，牽頭和審定基本還是行政主管部門，大多數教材還是以“有關部門規(guī)定文本”的姿態(tài)出現，他認為，取消核準之后，編寫教材人員的主體應當改變，“什么人編寫教材，選擇什么樣的教材，主體應該是最熟悉學生成長規(guī)律的一線教師。”他舉了個例子，廣受推崇的“民國老課本”為什么至今還受到歡迎，因為它是純粹來自民間的，編寫者是葉圣陶等人這樣的教育實踐者，完全符合孩子的特點和需要，所以“透著民眾皮膚上的冷暖，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”

　　老師說“我再怎么執(zhí)筆也是打工的”

　　記者了解到，在北京，一些一線教師實際上早已經參與到教材的編寫工作中，但是行政主管部門的“指導”，讓他們有一種“帶著枷鎖跳舞”的感覺。

　　北京四中的特級語文老師顧德希從1982年開始參與人教社的教材編寫，是四套中學語文教材的主要執(zhí)筆人，又幾十年在教學一線，對語文教學的沉疴有深刻的把握。然而對于教材的編寫，他有不少苦衷：“我再怎么執(zhí)筆，也是打工的。老板是人教社。他們按照教育部指示辦，行政色彩很重。新的大綱下來了，要素質教育，課程改革，教材就跟著變。其實無非是換幾篇課文，有時候也沒換。”很長一段時間，顧德希只能在自己的課堂上零敲碎打地小改良，大動作很難實施。

　　“有經驗的老師拋開課本教學生”

　　一線教師對于教材的不認同導致了一些奇特的現象。北京市陳經綸中學語文特級教師王大績告訴記者，對于近年一直遭到詬病的語文教材問題，他已經“不會和教材較勁”，他向記者透露了一個“業(yè)內秘密”，“不少有經驗的語文老師采取的方法是，并不依賴教材，有些名師甚至完全拋開課本，按照自己的一套語文教學體系進行，重點是在教學生，而不是教課本。”他認為，目前的語文教材的編寫和教學有距離，“雖然編寫教材有一線教師參與，但是主體還是行政主管部門和大學中文系的專家，行政官員選文章的重點在于意識形態(tài)，中文系專家看重的是文學史，他們并不了解中學生的語文教育的特點，其實中學語文不需要多高深和專業(yè)，它教給學生的無非是：生活、語言和思維。”

　　“提高教學水平而不依賴教材”

　　北京十五中的一名資深語文老師也證實了這種情況，“教材改了很多版本，其實是換湯不換藥，我們能做的，只能是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，好的文章重點講詳細講，不好的文章根本不涉及，根據學生的需求給他們提供更大的閱讀學習空間，而不依賴教材中選擇的這些篇目。”四中有語文名師，精通古典文學，自己給學生開出學習的古文課程，放棄教材，也一度引發(fā)爭議。

　　教師編教材　試驗版嘗“新”引發(fā)軒然大波

　　正是由于這種狀況，北京一些優(yōu)秀老師萌發(fā)了自己編套教材的想法，在教材改革的進程中，2007年北京的教材改革曾經做出過大膽的嘗試，試用的北京版語文教材一度在社會上引發(fā)軒然大波，它的主編群體正是具有多年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們，四中老師顧德希擔任主編。

　　據顧德希介紹，最初是2002年左右，當時教材改革剛放開，他和一些老師就萌生了一個意愿，想在北京市搞一套思路不同于人教版的語文教材，大家“志同道合”，出于個人的興趣，帶著一種“玩票”的想法參與進來。2006年，剛好趕上北京市教委要選用兩套高中語文教材，這個項目通過了評審，這個教材的試驗版本最終由北京出版社出版，在北京市少數幾個學校試教。這版教材的“新”體現在增加了不少20世紀末、21世紀初的作品，包括海子、余華、鐵凝、賈平凹、阿城等中青年詩人、作家作品，甚至金庸作品也入選閱讀篇目，這在北京市使用的語文教材中還是第一次。

　　“我們是敲鼓的，別人定音兒”

　　參與這套教材編寫的王大績老師告訴記者，這版教材雖然有所創(chuàng)新，但是在媒體質疑和行政部門的干預下，其編寫主旨仍有與中學教學相背離之處，“雖然不少老師參與了編寫，但是我們是敲鼓的，別人定音兒，最終的決定權不在我們手里。”王老師不無遺憾。

　　最終的決定權依然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，記者了解到，雖然此次教材編寫核準取消，但并不意味著教育部對教材的完全放權，以前教材編寫過程，簡單而言，主要是立項核準——送審——修改——試驗——選用，現在已經取消了核準，但是一本教材能否被選用還要過審定關。

　　對此，儲朝暉研究員表示，這次的改革他認為“還不夠放權”：“教材審定應該組建獨立的第三方審查機構，由專業(yè)委員會或者專業(yè)學術團體來執(zhí)行。”他表示，這種教材編審模式在國外已經相當成熟。

    誰來選教材　教材征訂滋生腐敗“灰色空間”

　　教材通過審定之后，由誰來對教材進行選擇，這也成為此次教材“行政放權”的一個關注點，儲朝暉研究員表示，長期以來，在各地市，光教材征訂就滋生了很多“灰色空間”。“在一些省市，選哪種教材由行政官員說了算，在選擇的過程中，會產生諸多利益糾葛。”雖然教育部多次下發(fā)文件，規(guī)定“地(市)教育行政部門應成立教材選用委員會，負責教材選用工作。教材選用委員會應由骨干教師、校長、學生家長代表及教育行政、科研人員組成。”但實際上實施并不順利。

　　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其中奧秘：一本教材定價雖低，但是印量巨大，一個省一個年級的學生動輒幾十萬，其中的利潤空間可想而知，成為暴利行業(yè)之一。而能否被選用，直接跟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有關，于是出版社與行政部門的關系就變得微妙起來。2009年落馬的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汪風雄，他的貪污案件和指定四川省中小學使用教材的版本，并涉嫌從中漁利有關，而他并不是被教材絆下馬的第一人。

　　教材選擇權應交給學校和老師

　　為此，儲朝暉研究員建議，國家取消教材編寫核準權后，要進一步嚴格教育大綱標準，推動中小學教材優(yōu)勝劣汰，教材的選擇權，應該交給學校和老師，擇優(yōu)而選。

　　事實上，在很多國家和地區(qū)，教材的選擇是由市場裁決的。北京教科院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(fā)展研究中心進行的一項關于國外教材的調查報告顯示，德、法、韓等各國教科書的編寫出版都采用自由開放的政策，在嚴格按照國家課程大綱總體精神的前提下，教科書的編寫多由民間出版社組織完成，采用自由競爭的教科書出版模式，經過權威機構審查通過之后，最后由市場裁決，真正實現了“一綱多本”。版本眾多的教科書，增加了教科書市場的競爭力，也從另一個側面促進教科書質量的提高，各家出版社只有通過不斷學習和研究教育新成果，提高教科書編寫和制作水平，在教科書內容和形式上不斷更新，才能在競爭中取勝。

　　而教材的選擇則一般由學校決定，例如德國，教材一般由教師或校長、教師及學生家長開會商定，商定后由學校統一購買。教育行政部門無權干預。而在我國的香港，目前主要由學校自主決定教材，不一定用教育局推薦的文章或書目，也不一定要選擇某個出版商的教材，完全可以自己編寫適合本校學生的教材。不過，大多數學校目前采取的做法是，選擇一本出版的教材，然后根據課程設計需要增刪，并輔助以本校設計的教材。

　　“教材放開肯定是個大方向，但放開之后的規(guī)范還有待確立。”儲朝暉研究員說。記者就此事聯系教育部主管部門，答復為：“相關工作正在進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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